因为这一争论，这位经济学家把马云、刘强东都批判了一番

按：近年来因为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马云的“新计划经济”和刘强东的“共产主义”言论重新掀起计划经济能否实现之争。

近日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原理事长杨培芳在接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管的《中国经济报告》专访时，批判了马云和刘强东的观点。

中国经济报告：马云最近提出大数据时代将重新定义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并不一定比计划经济好。与此同时，刘强东也在一次访谈中认为，共产主义可以在我们这一代实现。你如何评价他们的这种说法？

杨培芳：我认为提出大数据时代的新计划经济是“穿新鞋、走老路”，因为互联网精神并不支持新、老计划经济。

20世纪70年代，英国学者斯蒂芬·博丁顿就在《计算机与社会主义》一书中提出计算机和数字技术很可能与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不相容，并系统提出基于计算机的新计划经济概念。后来国内外经常有学者提出用大型计算机“召回计划经济”的主张。

最近，马云又提出，未来30年计划经济成分会越来越大。刘强东甚至说共产主义会在我们这一代人实现，它的特征就是“公司全部国有化”。这是个很荒唐的结论。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从来都认为生产资料国有化只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一个过渡，最终要发展到“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社会管理不适应于其它任何管理的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下册438页），即实现“联合起来的社会所有制”，才能代表共产主义。

据我所知，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有人提出一个设想，就是利用大型计算机系统建立国民经济规划部，每一个经济主体每天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销售多少，都由这个部门精确计算出来。1988年，在全国情报所长软科学培训班上，有位控制论专家说，中国经济总是“一放就乱，一收就死”，如果能建立一个大型计算机系统，就可以找到国民经济的最优控制点。我在他后面讲了7个小时《信息经济》，我说用集中控制思维永远找不到最优控制点，因为控制中心掌握的有效信息永远少于经济主体掌握的信息总和。将来对经济最有效的信息结构不是“控制论”模型，而是“协同论”模型。

我是中国信息通信业发展与改革的见证者。信息化发展初期中国搞数据库建设，就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学习德国和法国的做法，由中央邮电部搞一个垂直型大数据库体系。比如法国的远程数据处理系统，他们发展了600万个可视图文专用计算机终端，人们必须到邮电局去上网，检索中央数据库的各类信息。另一个选项就是美国的互联网，当时刚刚从军用开放到民用领域。中国先按法国模式搞了一段时间，发现有问题，很快转向美国模式。后来我到法国考察，问他们的可视图文系统怎么样了？法国电信的人说，600万个可视图文终端最初想搞互联网改造，两年才改造了40万个，后来决定拆除，回到美国的互联网模式。

人类社会的信息结构也代表其经济结构。中心辐射是农牧时代的经济结构，分级控制是工业时代的经济结构，扁平关联才是信息时代的经济结构。我多次讲过，广播方式代表落后的生产力，电信方式代表比较落后的生产力，只有互联网方式才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三网融合的结果肯定是三网合一。

1976年，我参加长途自动电话网标准的制定。北京市独占01城市冠号，上海、广州、沈阳、西安等八个大区分享02，其他按行政级别形成五级汇接。由省中心、地市中心、县中心按级别分配，结果很不合理。如果你要打长途电话，两个村子虽然离得很近，但不属一个省，就要一级一级通过两个省中心再转回来。当时有专家提出应该按照华北区、东北区、西南区平行分配城市号码，但是没有被采纳。前几年，长沙、大连、深圳都想要026这个城市号码。好多人问我这个事，我说现在再争城市信息结构的级别毫无意义，因为人们用固定电话越来越少，手机号码是哪个城市也搞不清楚了，互联网微信视频连境内还是境外都分不出来了。

自古到今，原始社会也离不开信息传递，但是从中心结构，到宝塔结构，再到扁平结构，代表着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化规律。集中计划经济只适合生产力不发达和物质匮乏的特殊年代。

现在有人提出用计算机、大数据召回计划经济，肯定是刻舟求剑。因为互联网的开放共享、扁平关联、协同互利精神并不支持新、老计划经济。

转自公号经济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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